有机肥大势所驱。有机肥行业前景一片大好。

　　曾经，中国鼓足劲儿实现化肥的增长。化肥刚刚进入中国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基础薄弱，化肥生产又依赖工业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化学工业投资的40%、优质无烟块煤的50%、进口天然气的30%、进口硫资源的60%以上都用于化肥生产。国家还为大中型化肥厂修建了专用铁路线、输电线路、铁路和码头仓库等。化肥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一度举全国之力生产。

　　后来，中国的科学家自主创新了现代化的工业氮肥体系。1990年，中国超过苏联成为全球最大的氮肥生产国，2005年中国磷肥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的化肥这么快地发展，在全世界都是奇迹，其中，政策永远是第一位的，使劲鼓励。”崔振岭说。

　　这些对化肥业的鼓励措施，在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包括免征增值税、运输补贴和电价优惠。

　　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化肥用量最高的国家，是全球平均用量的3.4倍、非洲的27倍。

　　“以前我们追求的是产量，只能涨，像工资一样，降一块钱也不行，化肥是保证产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量也在一直涨。”金书秦说，“现在是保产能，注重耕地的质量等级，把耕地看作银行，存粮于地。”

　　他把“化肥零增长”比作开车，先踩刹车，刹住了才能挂倒挡，最终要负增长。

　　一块钱的苹果没人买，十几块的那么多人抢北京的农业从业者石嫣现在追求的是种地不用化肥。

　　她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读书时公费在美国“洋插队”务农，毕业后当了一名新农民，在北京顺义种了300亩地，雇佣了50个工作人员，为大约800个家庭提供蔬菜和水果。

　　她还与三里屯的外资企业合作，在北京的高楼大厦上建起一块块绿地，只用有机肥，客户多是城市中产阶层。“化肥用多了，食物会发涩，一吃就能吃出来。”

　　在村里，如果向村民打听她的农场名字，不一定有人知道，但如果找一群“种地的大学生”，村民立马反应过来是找她。

　　村民一开始不理解她，不用化肥，“你们傻吗？”

　　几年下来，她的产量有所减少，但地力正在恢复，“在农场随便挖一铁锹，都能看到蚯蚓。”

　　两年前，她开始注意到“北京市推有机肥”，政府发放补贴，每吨600元的有机肥，只需要支付120元。

　　她拿到一张“生态卡”，用它可以直接购买补贴后的有机肥和生物制剂。“这是‘化肥零增长’之后，最明显的感受。”她说。

　　世纪之初鼓励化肥产业的那些补贴，在逐渐取消，财政的支持流向有机肥。2017年，农业部选定了100个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每个县给1000万元的补助资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2018年将继续扩大范围，再选择100个果菜茶生产大县推进试点。这是保证“化肥零增长”的一大措施。

　　“一块钱的苹果没人买，十几块的那么多人抢。人们现在追求的是质量。”张福锁说。

　　石嫣则说：“从求量到求质，我们面对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在升级。”

　　人们在寻找更清甜的水果和蔬菜。“化肥本身没有错，关键是滥用，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具体用量多少。”崔振岭说，经销商为了保证不出问题，会鼓励农民多用化肥。农户之间交流，“今年谁家的地长得好，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农民的答案总是‘多施肥多浇水’。”东亚还有一种“土地有灵”的文化，农民尊敬并感恩为他们提供食物的田地，因此会多施肥料来回报它。

　　石嫣26岁前从没在农村待过，这些年的新农民生活让她感到，“农民对土地的关联感降低了很多，土地和生活的传承断裂，农民想的是上楼，孩子不会再回来，这块地未来子孙不会再用。”人们不再关心这块土地还会孕育出什么。

　　她翻译过“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金在1911年写的书，叫《四千年农夫》，核心观点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全球最大的帝国且千年不衰的奥秘就是农家肥的应用。

　　“一个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崇拜，既羡慕东亚的农耕，同时困惑美国应该怎么走出破坏地力的方式。”石嫣感慨，中国农民不太计算劳动力的投入，其他工种，多花一倍的时间就多挣一倍的工资，而农民宁愿多花5倍的时间来多挣一倍钱。

　　“农民比我们懂。”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金书秦说，“当消费者信任、市场能辨别出优质的农产品，农民获得应有的价值，是会种出优质的果蔬的。”

　　“更多新农民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配送、流通，年轻人越来越多，乡村也就振兴了。”石嫣说。

　　产业兴旺之外，金书秦认为，减少化肥农药，使水质提升，生态宜居，也利于乡村振兴。化肥“瘦”身，纤体也美“颜”。

　　对山东的那家化肥厂来说，如果不及时调整方向，国内市场的好日子可能已经到头了。施肥自古是农耕文明的精华，在刀耕火种的时代，人们就学会将植物焚烧留下养分；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化肥业因化肥而“肥”。但今天，化肥业必须适应人们正在寻找的更理性的施肥方式。

　　“化肥企业的压力比我们大，比政府大。”崔振岭说，“‘化肥零增长’意味着产量的天花板到了，以前可以拼项目规模占领市场，现在要改变方式，真正服务农民。”